樂聖---貝多芬11

《第七交響曲》在首演當時，不論是聽眾還是貝多芬本人，都認為只是其《戰爭交響曲》的陪襯。但是這部交響曲卻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和興趣。而且以唱片錄製的數量和對之演繹的多樣性來看，遠遠勝於《戰爭交響曲》。華格納稱之為「舞蹈的神化」，指的是交響曲的四個樂章都充滿了節奏強烈的律動。稍晚一點完成的《第八交響曲》則是一首短小可愛的作品，被人稱作「小交響曲」，其風貌又讓人回想起古典維也納樂派。於交響曲首演當年出生的華格納則努力使之恢復到作為《第七交響曲》姊妹篇應有的地位。柏遼茲還稱第二樂章「既找不到範本，也找不到副本，是天掉下來的^[47]。」
1815年11月15日，其弟卡斯帕去世，貝多芬開始與弟媳約翰娜（Johanna）進行曠日持久的訴訟，為的是爭奪侄子卡爾的監護權。到了1820年，貝多芬勝訴^[50]。但是這對叔侄關係並不理想。一方面，一直單身的貝多芬，在維也納曾遷居63次，自己生活不固定的他，最後也被證明不是一個及格的導師^[51]。他對侄子要求過高過嚴格，超過了卡爾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卡爾縱使有天份，但是也有兩個大缺點：懶惰和不誠實^[52]。縱使當時自殺是罪行，卡爾在1826年竟也不惜一試，他的企圖萬幸失敗未遂，事後卡爾背離叔叔去從軍^[53]。但是這一切已對貝多芬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低谷，再起與隕落
貝多芬的聽覺不斷喪失，其鋼琴演出也越來越少。1815年1月25日他最後一次以鋼琴演奏家的身份出現，是在宮廷音樂會中為自己所作的歌曲《阿德萊德》Op.46伴奏。早在1812年，貝多芬就表現出創作上的低產。他情緒低落，財政問題又再浮現，且見婚姻無望，感到孤獨。
1816年他得了支氣管炎，長期臥床。所以1815年-1819年這4年，貝多芬的創作一度陷入谷底。而且在1819年他變成全聾，這無疑完全剝脫了他指揮和演出權。就是日常的溝通，也顯得非常的吃力。貝多芬從1818年起需要「談話冊」（Konversationshefte）才能與人「交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很多貝多芬的話語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後人研究其為人的重要資料。
但這並不意味著期間貝多芬無所作為。1814/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他寫了一部《榮耀時刻》（Der glorreicher Augenblick，Op.136）的大型康塔塔和一部名為《平靜的海洋和幸福的旅程》（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的合唱作品。後者的歌詞取自於歌德，並且題獻與歌德。但詩人即使收到了貝多芬的一份手稿和一封后續的信，也沒有作出回復。1818年，貝多芬寫下了《槌子鍵鋼琴奏鳴曲》（第29號），標誌著他新一輪創作的開始。度過危機之後的貝多芬，作品的精神面貌隨之一變。作品顯得內向反思，深邃，例如其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三首鋼琴奏鳴曲（30，31和32），而作品規模變得更宏大，如《莊嚴彌撒》和《第九交響曲》。
他有意模糊分界線而獲得持續性，具體表現在樂章內引子與快板的相互滲透，有時引子本身成為了快板的一部分。樂章之間相互交叉。同時他又在試驗新的音響效果。
莊嚴彌撒
宗教音樂長久以來就是很多音樂家爭論的中心。其實問題的核心是，怎麼樣的音樂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究竟宗教音樂是應該回歸到16世紀特倫托宗教會議後，帕萊斯特里那那種清澈的彌撒曲模式，還是應浪漫主義的要求，帶上更多作曲家個人的色彩。這反映了宗教音樂的兩種側面，一方面，它是宗教儀式的產物，唱詞有限定的來源，內容是重演教義，還要帶有陶冶教區民眾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滿足作曲家本人的表達願望。這是很困難的，但是宗教音樂並未因此而貧產。各個時代都有傑作。而貝多芬的《莊嚴彌撒》無疑就是這些傑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兩種針鋒相對意見之間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