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聖---貝多芬5

1801年貝多芬著手創作清唱劇《基督在橄欖山上》（Christus am Ölberge）。雖然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貝多芬堅持對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發表。貝多芬學者邁納德·所羅門斯（Maynard Solomons）認為，這部作品有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態度的意味，「對自己的個人，音樂和意識進行深刻思辯」。到了1802年，貝多芬原擬將自己的A大調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獻給喬治·布里治濤爾（George Bridgetower），但是後者一次酒後狂言，得罪了貝多芬的一位朋友。貝多芬一怒之下，將奏鳴曲獻給了當時非常優秀的小提琴家魯道夫·克羅采（Rudolphe Kreutzer）。於是，這首奏鳴曲便被冠以「克羅采奏鳴曲」之名。而克羅采卻終身未演奏過此曲，還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也是在這一年，貝多芬到維也納的修養地聖城（Heiligenstadt），意圖靠當地礦泉水浴，以治療自己日益嚴重的耳硬化症。雖然前一年貝多芬還寫下過：

我決心掃除一切障礙，我相信命運不會拋棄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11]

的壯語，但是在聖城他的情緒則一度陷入低谷，還寫下了一封寄給自己兄弟的信，後世稱之為《聖城遺書》（一譯海利根施塔德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這封信在1827年才被發現。信中的語氣如此悲觀可憐，可見貝多芬的耳疾導致其出現自殺的念頭，只有他的音樂，和一種模糊的對世人的使命感才讓他不致走上絕路。但是，和這封遺書幾乎同時殺青的《第二交響曲》卻是講述著另一種人生態度。交響曲意氣風發，全無惆悵陰霾，讓人看到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歌頌。這首音符版本的宣言無疑讓前面說到的文字版本顯得真偽難定。但是，研究表明，遺書是真的，而且《第二交響曲》早在貝多芬休養前就已大體完成，聖城期間只是細節上的修改而已。這樣將兩者在時間上錯開可以勉強解釋事體，《第二交響曲》也因此得了個別名「英雄的謊言」。無論如何，《第二交響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隱約可見日後貝多芬的身影，第一樂章迅厲的行進，緊湊的節奏，能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第四樂章，極快的快板，則被柏遼茲稱為第二諧謔曲。《第二交響曲》很快在1803年就在維也納第一次與聽眾見面。同年貝多芬也得到了維也納戲劇院作曲家這一職位，並著手進行下一部交響曲的創作。
英雄
18，19世紀之交，法國大革命震動著歐洲大陸，搖搖欲墜的神聖羅馬帝國更是因此而走向歷史的終點，德意志民族在等待統一的時機。此時登上歷史舞台的拿破崙，首先以維護共和、捍衛革命的面目出現，一時間成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羅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據說早在1798年，駐維也納的法國大使貝爾納多特將軍曾建議貝多芬為拿破崙寫上一曲。但貝多芬並未為之全力以赴，先在1802年（一說1800到1801年）創作了芭蕾舞音樂《普羅米修斯的創造》，有應和這種波拿巴熱的意味。但是編舞者維加諾卻讓貝多芬失望，普羅米修斯的英雄氣概在舞台上並未得到充分表現。於是，有共和，民主和自由追求的貝多芬就要用自己的雙手，告訴世人，甚至是拿破崙本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形象。而為此誕生的，正是《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這也是與之前海頓莫扎特式的作曲動機不同的，這不再是應某位有錢的侯爵，或為一個上流社會的小群體而寫的作品。貝多芬出自個人動機去寫它，獻給的是「永恆（的世界）」和「人類」。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眾面前被奏響，而作曲者自己則退居幕後，而聽眾在《第三交響曲》中可聽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聲，願望，激情和世界觀，這也是音樂發展到當時，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為數不多的第前幾次。